2026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

2011年，中国第一个网络互助平台"抗癌公社"（后改名"康爱公社"）成立。此后十五年间，网络互助行业经历了萌芽、爆发、洗牌、规范的全过程，累计帮助数以十万计的大病家庭渡过难关，筹集互助资金数十亿元。

然而，时至今日，社会公众对网络互助仍存在普遍误解："网络互助是不是保险？""是不是非法集资？""是不是传销？""平台会不会跑路？"这些疑问并非空穴来风——行业确实经历过野蛮生长的阶段，也确实有平台关停退出。但部分平台的失败或退出，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对网络互助这一机制本身的否定。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模式存在风险，以及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监管规则能够让互助机制健康运行。

本白皮书旨在从行业整体视角，系统分析网络互助行业的社会价值、制度逻辑、法律边界与合规发展方向，厘清网络互助与保险、慈善、非法集资之间的区别，并探讨行业未来规范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2.1 什么是网络互助

网络互助是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创新组织形式，将"众人为我，我为众人"的原始互助理念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会员彼此之间的风险损失共担。

其核心特征是：0元或低门槛加入，事后分摊，互助金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平台不承诺刚性兑付。社员在罹患重大疾病或遭遇意外时，可向平台申请互助，经审核公示后，由同一互助计划内的全体社员小额均摊医疗费用。

2.2 行业发展历程

2.3 行业规模与社会贡献

2020年5月，蚂蚁集团研究院曾预测到2025年参与人数有望达到4.5亿。但2020—2022年行业关停潮后，实际参与规模大幅回落，这一预测并未实现，它反映的是行业高峰期市场对网络互助潜力的预期。当前，仍有部分平台持续探索网络互助模式，并通过事后分摊、案件审核、信息公开等方式降低运营风险，其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补充的社会价值依然存在。

2.4 行业洗牌：2020-2022年关停潮

谈论网络互助行业，无法回避2020至2022年间发生的平台关停潮。这是行业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公众对网络互助产生信任疑虑的主要来源。本节对此作客观、完整的梳理。

1. 事件回顾

2020年8月至2022年1月，包括多家互联网巨头旗下平台在内的10余家网络互助平台相继宣布关停：

相互宝的关停尤为引人注目——它曾是中国网络互助行业规模最大的互助计划之一，截至关停公告时累计募集互助金259.37亿元（最终披露为270.84亿元、救助18.7万人）。其退出被部分媒体称为"网络互助正式谢幕"。然而，这并非行业的终章，而是一次深刻的洗牌。

2. 关停原因分析

关停潮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

关于宏观政策背景的补充说明

上表最后一条原因需要展开说明，因为它常常被误解。2020年下半年起，国家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涉足金融业务的无序扩张展开集中整顿，这一宏观背景与部分互助平台的关停存在直接关联，应当如实呈现：

政策脉络。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明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同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2021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2021年4月29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13家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要求其对照金融法律法规全面自查整改。在这一政策环境下，互联网平台企业对旗下所有类金融、类保险业务普遍进行了合规审视与业务收缩。

与网络互助的交集。2021年1月15日，美团互助宣布关停。1月22日，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团互助偏离美团主业，以及逆选择风险不断增加是它关停的主要原因"；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同场表示，金融管理部门按照"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基本要求，对互联网平台企业"采取了规范性措施，开展了清理整顿"。同年4月16日，肖远企在银保监会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明确："是慈善就归于慈善，如果打着互助旗号从事金融业、保险业，就偏离了互助的本质，需要纠正。所有的金融活动都必须要'有证驾驶'。"

如何准确理解这一背景。需要区分两个层面：

其一，这一背景主要解释的是"谁在关停"，而非"互助本身是否合法"。在整顿中退出的是互联网巨头旗下的互助计划——它们普遍存在"偏离主业""以互助为流量入口""与金融业务混业经营"等特征，属于国家整顿平台无序扩张的对象。监管指出的问题是"打着互助旗号从事金融业、保险业"，而非否定互助这一形态本身。

其二，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过程也推动了市场出清，使依赖流量补贴、前置收费或者与保险销售深度绑定的模式逐步退出，并促使行业更加重视资金安全、风险控制、信息透明和业务边界。互联网平台涉金融业务的集中整顿，加速了部分平台互助业务的退出；这一过程既反映了监管环境变化，也暴露出部分平台在商业模式、风险控制和业务定位方面的问题。

3. 关停潮说明了什么，不说明什么

4. 关停后的善后与行业新生

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关停平台在退出时采取了负责任的善后措施：相互宝宣布关停后，三期分摊金全部由平台承担（预计支出约30亿元），并为7500万成员提供转保方案；水滴互助为会员免费投保一年期健康险；轻松互助对关停前确诊的会员仍提供合理救助。这些善后举措表明，即使平台退出，互助的契约精神仍在发挥作用。

关停潮之后，行业并未消亡，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的发展阶段。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开展职工医疗互助，规范互联网平台互助，加强风险管控，引导医疗互助健康发展"；2024年新修订《慈善法》及相关管理办法施行，行业规范化进入新阶段；2026年8月19日国家医保局"十五五"规划将医疗互助纳入多层次保障协同发展的整体格局；2026年8月28日《医疗保障法》正式通过，第十八条明确"国家鼓励发展……医疗互助等"，医疗互助首次获得国家法律确认。上述政策变化为医疗互助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方向，也意味着互联网平台互助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治理并积极回应未来监管规则。

6.1 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不能只看名称，应看风险承担结构

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在风险共济功能上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风险承担方式、资金形成方式、责任来源和组织关系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正因为二者存在一定功能上的接近，网络互助更需要明确业务边界和适当监管。

同时，平台不是保险人并不意味着平台没有责任。平台仍可能基于成员规则、服务协议、案件审核、资金代收代付、规则变更、个人信息处理等行为承担相应民事或监管责任。行业合规的重点，不应只是证明“平台不承担保险责任”，更应主动说明平台究竟承担哪些管理和保护义务。

2016年保监会专项整治的重要目的，是识别并纠正以网络互助名义变相经营保险业务的行为。因此，更稳妥的判断不是“网络互助天然不是保险”，而是根据谁承担风险、是否承诺确定保障责任、资金如何形成以及平台实际角色等因素，区分真正的成员互助与实质保险经营。

6.2 网络互助与非法集资：应按具体要件和资金事实判断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行为，现行司法规则关注的并非单一的"是否形成资金池"，而是是否存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向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以及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等情形。因此，判断网络互助是否涉及非法集资风险，需要结合具体的资金安排、宣传方式、参与规则、平台控制程度及实际业务模式综合判断：

6.3 网络互助 ≠ 传销

传销通常具有收取入门费用、发展层级关系、按照发展人员数量或业绩计酬等特征。规范运行的网络互助如果不存在这些安排，与典型传销模式存在明显区别：

• 社员加入无需缴纳入门费（0元加入）
• 社员之间无上下线层级关系
• 平台不以发展人数为计酬依据
• 管理费按互助金额固定比例收取，与拉人头无关
• 社员分摊的款项直接流向受助人，不经过层级分润

6.4 网络互助 ≠ 慈善捐赠

网络互助与慈善捐赠虽然都涉及资金转移，但本质不同：

• 慈善捐赠是单向的、无对价的赠与行为，捐赠人不获得保障回报
• 网络互助是双向的、有对价的风险共担契约——社员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了互助权利
• 慈善捐赠受《慈善法》调整，网络互助涉及的成员权利义务，原则上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等一般民事法律规则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互助已经形成一套独立、完整的专门法律制度

因此，不宜用一个既有法律标签概括所有网络互助。不同平台在风险承担、资金安排、收费方式和平台责任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以成员共同规则、事后分摊为核心的互助模式，可以依据成员规则、平台协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一般民事法律规则分析其权利义务；同时，还应接受个人信息保护、资金安全以及可能涉及的保险、金融等相关法律规则检验。当前行业仍缺乏完整、统一的专门监管制度。

大病互助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基于社群共济原理的医疗费用分摊模式广泛存在，且在多国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地位。这些国际经验为理解网络互助的社会价值、制度逻辑与合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7.1 美国：医疗费用分摊部（Health Care Sharing Ministries, HCSMs）

• 成员基于共同信仰或价值观自愿加入
• 每月缴纳固定金额的"分摊费"
• 当成员产生医疗费用时，由全体成员分摊支付
• 在美国部分州的法律框架下，符合特定条件的HCSM不被作为传统健康保险监管，部分州通过专门立法给予相应豁免或制度安排；各州具体规则存在差异
• 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ACA）明确豁免HCSMs成员的联邦个人强制参保义务；在此之前，自1994年起已有约10个州通过州法给予豁免
• 截至目前，约30个州已通过州法确认HCSM不属于保险，为其提供了州法层面的"安全港"
• 规模：据行业联盟统计，其成员约65万人（2026年1月数据）；另有监管口径估计全美参与人数约170万

HCSMs的存在说明：不以传统保险形式运作的医疗费用互助分摊模式，在一些法域存在制度容纳空间。美国部分州的立法者选择将其作为独立于保险监管框架之外的特殊模式予以认可，而非取缔。这一制度经验说明，医疗费用互助在不同国家可以采用不同于商业保险的制度安排，也说明互助机制可以通过专门立法或特殊监管规则获得制度空间。其主要价值在于为中国未来完善网络互助制度提供参考，而不能直接替代中国自身的法律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RS）的报告也指出：HCSM本身并不当然符合联邦健康保险的各项要求，联邦层面主要是在个人强制参保义务上给予豁免，各州对HCSM的监管态度亦存在差异（约30个州立法豁免，其余州未明确豁免）。因此，HCSM的法律状态更准确的表述是"被容忍并有限度承认"，而非"获得完整法律授权"。

7.2 日本：共济制度

日本的共济（共済）制度历史悠久，包括农业共济、生活共济、县民共济等多种形式。这些共济组织由地方政府或行业团体发起，成员缴纳少量"共济金"，遭遇疾病、灾害等风险时获得给付。

日本共济制度的核心特征与中国网络互助高度一致：

• 成员自愿加入，缴纳小额费用
• 共济金由组合统一管理，在成员间统筹使用，其资金运作受对应协同组合法规范，与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监管框架不同
• 给付金额不确定，取决于实际发生情况
• 受《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等法律保护，而非《保险业法》调整

日本通过专门立法为共济制度设定了独立的法律框架，既不将其纳入商业保险监管，也不否定其合法性。这一立法路径为中国网络互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互助模式需要的是专属的法律框架，而非被塞入不适用的既有框架中否定。

7.3 国际经验总结

8.1 行业面临的挑战

我们不会回避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客观而言，网络互助行业仍面临以下挑战：

8.2 行业发展趋势

趋势一：监管常态化

2026年8月19日国家医保局"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将政策从原则鼓励推向体系协同。2026年8月28日《医疗保障法》正式通过，第十八条明确"国家鼓励发展……医疗互助等"，医疗互助获得国家法律确认。未来，针对互联网平台互助是否建立专门准入、资金监管、信息披露和退出规则，仍有待有关制度进一步明确。行业更现实的发展方向，是从依赖政策解释转向可验证、可执行的规则治理。

趋势二：平台专业化

大型互联网巨头退出后，留下的多是专注网络互助多年的专业化平台。这些平台具有更深的行业积累、更成熟的风控体系和更忠实的社员群体。行业正在从"流量驱动"转向"专业驱动"。

趋势三：透明度标准化

部分领先平台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透明度体系。未来，行业有望形成统一的透明度标准，包括资金公示规范、案例审核流程标准、社员监督渠道要求等，推动全行业提升透明度水平。

趋势四：与多层次保障体系深度融合

2026年8月19日国家医保局"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基本医保与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2026年8月28日《医疗保障法》正式通过，第十八条将医疗互助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并列，明确为国家鼓励发展的多层次健康保障组成形式。网络互助与多层次保障体系的融合正在从政策方向变为具体路径。

8.3 行业呼吁

8.4 网络互助未来最需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存在"，而是"如何规范发展"

网络互助发展至今，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发生变化。

早期行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网络互助有没有社会价值？"随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医疗互助被国家政策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已经逐渐得到回答。

今天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网络互助值得鼓励？什么样的模式应该被限制？平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社员的权益如何得到保护？

我们认为，未来网络互助行业至少应建立以下基本原则：

网络互助不是凭空产生的产物。它诞生于一个普通人因家人患癌而感到绝望的时刻，成长于数千万中低收入人群对大病保障的迫切需求之中，成熟于国家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政策框架之内。

它合情——因为它回应了真实的社会需求，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了一道力所能及的保障。

它合理——因为成员事后分摊具有清晰的风险共担逻辑，并能够降低长期预收资金形成大规模资金池的风险；但其持续运行仍取决于逆选择控制、案件审核、资金治理、规则公平和成员规模等条件。

它需要走向合规——国家政策和《医疗保障法》已经确认“医疗互助”的制度价值，部分司法案件也为网络互助合同关系和平台责任提供了参考；但政策支持不等于具体互联网平台自动合法，行业仍需要在准入、资金安全、信息披露、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变更和退出机制等方面建立更清晰的制度边界。

15年来，网络互助行业累计帮助了大量大病家庭，也暴露出平台退出、资金治理、逆选择和监管边界等现实问题。未来不应简单把网络互助整体等同于保险、慈善或非法集资，也不能因为其名称是“互助”就天然排除相关法律监管；更合理的方向，是按照实际风险和业务结构进行分类判断与规范。

一个承载真实互助需求的制度，值得被认真研究、规范治理，并在风险可控、权责清晰的前提下探索长期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