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南方周末》4月20日报道：
康爱公社会员王慧颖（化名）在自家平房房顶上干活时意外跌落，陷入昏迷，在ICU住了两个多月，有时一天费用超过一万。
前前后后，治疗费用超过四十万，除医保报销，丈夫梁忠从康爱公社获得了十万互助金——《南方周末》报道采访了康爱公社的真实受助社员，并提出，这会不会是一个非官方“新医保”？
《南周》报道说，业内公认网络互助的这一模式的“鼻祖”，是张马丁的康爱公社（曾名抗癌公社）。
2011年，张马丁一人组建抗癌公社，直到2014年10月份拿到第一笔天使轮融资后才逐渐组建团队。
目前，康爱公社已有会员117万多，总筹款近700万元，资助46人。除了抗癌，也有“身故互助”“爸妈互助”等面对不同人群的多种互助模式。
张马丁开创这一模式，主要是因为他母亲。
2007年，母亲患上癌症，作为病人家属，他见到了许多医疗保障上的缺憾，体会到普通人患病时的无奈与无助，决心要组建平价的互联网保险方案。
几经尝试，张马丁产生了“可以组建一个以抵抗大病为主的组织”的想法。
2011年该想法落地时，康爱公社就是人际黏度极高的社群互助组织，全国各地都有分社，社员自己在当地组织各类活动。
据他们统计，康爱公社的QQ群有三四百个，微信群则更多。
互助模式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公众对它极似保险运作模式的质疑就从未停止。
保险行业出身的张马丁十分清楚保险业的门槛之高：注册资本不低于2亿；完备齐全的一套风险管控体系；通过率不足7%、层层审批的保险牌照申请机制。
哪一项都不是他这个草根能玩得起的。
张马丁所构想的互助模式，为了与保险相区别，采用免费加入的形式。
同时为了避开非法集资风险，互助金通过社员与社员间点对点的方式流通，但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工具认为代扣有风险，双方没谈拢。
所以康爱公社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上海浦东新区凝心聚力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做第三方监管，所有资金流通都由基金会完成。
政策之外，一种补充？
2016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年内实现大病医保全覆盖。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将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
国家的这些举措将极大提高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
不过，对于超出医保目录外的用药和治疗费用仍时常成为大病患者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姚奕老师提到，限于未额外收取保费，目前大病医保规定报销范围仍需遵从医保三大目录（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2015年，我国商业健康险的保费增长率增幅达到52%，是整个保险行业中最高的，其中发展最快的就是重疾险，这也是在基本医疗保险现状下应运而生的需求。”
在第三方互助平台的吴文兵看来，网络互助模式是对中国医保有效的补充，既往的医疗保险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推动，省市县村，链条太长。
而互助模式更扁平，平台跟会员都是一个层级，效率更高。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在2017年2月4日世界癌症日上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已达2.71‰，五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65‰。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今后二十年全球恶性肿瘤新发病例数将增加约70%。
张马丁和他的团队计划在2017年5月8日康爱公社成立六周年之际，正式推出名为“霍去病”的plus方案，在原有30种大病互助的基础上，不限病种，不限医保用药，最高互助金可达100万。
这一方案来自社区内部成员长期的呼吁，原先的30种大病不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而对于一些像尿毒症这样需要持续治疗的疾病，30万的救助金也只能解燃眉之急。
但这一方案只对社龄两年的社员开放，只有一次申请求助的机会。
张马丁说：“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社会痛点，有社会需求。但必须做好透明化和第三方监管。”
康爱公社外聘精算师，中国精算师协会创始会员徐昱琛则观察到康爱公社平均会员年龄是30岁出头（确切统计数据为32岁），算比较年轻。
同时会员都为网络互助产生，可能逆选择（即预知自己患病几率大，故而加入互助团体）风险比较小。
“如果年龄控制得比较低，这种互助形式还是不错的。”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朱铭来也有相应研究，他认为作为一个新事物，新尝试，全靠自律的互助平台确实有隐藏风险。
但如果经营的都是短期险，且参与人员短期年龄相对较低，那么保的，相当于一个小概率事件。
因为价格低，节省了保险公司全套的管理成本，包括营销、广告宣传等，网上互助也确有优势。
“互助平台不存在庄家，它只是一个机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平台的成员互相提供保障。”
徐昱琛介绍道，网络互助本身不是保险，虽然它按保险原理运作，但和保险有实质区别。
网络互助可以借用保险的核保和核赔技术，使之发展得更稳健。
“网络互助是一种共享经济，共享经济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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