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财大教授胡景北:赞抗癌公社

胡景北,1953年3月出生于江苏南京  工作经历:  1、1984年8月起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1997年6月任教授。1997年被评定为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讲授的课程有:西方经济学、西方微观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专题、高级微观经济学等。  2、1999年9月起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会基金教研室主任、企业管理硕士生导师。

前几天我接受邀请担任抗癌公社的名誉顾问。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一个名誉的职务,我很荣幸。抗癌公社是张马丁通过网络提议的参与者互助合作抗争癌症的一个自愿者“公社”。我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不符合抗癌公社的社员资格,所以,我很羡慕已经加入抗癌公社的朋友和现在还有资格加入抗癌公社的朋友,并且乐意为这些朋友做些事情。

抗癌公社是张马丁的创意。张马丁出生寒门,是位典型的草根。他的母亲和我年龄相似,但因辛劳成疾和患癌而过早离开人世;张马丁为此十分悲痛。张马丁在自己2011年出版的《草根的中国梦》一书中描述了母亲去世给他带来的悲伤和造成的震撼。痛定思痛,张马丁深刻体会到母亲早逝的基本原因是家庭经济窘迫,癌症没有得到及时和多方治疗。他发觉,解决癌症医药费问题的途径有四个,一是政府建立良好的医疗保险制度;二是商业性医疗保险;三是个人成为大富翁;四是个人互助医疗保险。第一条途径难以希望。第二条途径的问题在于中国当前商业医疗保险成本太高效率太低且难以纠正。第三条途径对大部分人不成立,但对张马丁也许会成立。可恰恰在这里,张马丁显示了一个人最可贵的良知:他从对母亲的“小爱”升华到对世人、对生命、对每一个普通人生命的“大爱”。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想到了自己父亲和自己如何避免母亲那样无钱治癌的悲剧;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由此进一步想到和他母亲同样的村里人、全国农村和城镇普通人的治癌费用问题。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四条途径。正如他所说的:“让更多人享受更多保险的好处!这是理想,是我在母亲坟墓前做的誓言,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是我对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也是对社会理想和实现社会价值的追求。我会尽我所能去让它成为现实”(《草根的中国梦》,第240页)。

然而,第四条个人互助保险并不是一条通畅的途径。困难在于国内现有的商业或非商业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慈善机构首先听命于政府,而非由投保者或捐赠者管理;其次财务不向投保者或捐赠者公开,后者不知道自己的金钱被用于何处,并由此导致高昂的保险和慈善管理费用;第三现有疾病保险机构常常需要病人预付费用且报销难、报销额度不高;慈善机构又不能普惠于大部分病人。困难也在于中国尚不可能按照国际上那种自我管理、财务公开的方式建立个人自治的互助保险机构:政府简单地就不发牌照。在这样的困境中,熟悉网络又熟悉保险业务的张马丁突然想到利用网络社区的形式可以无须建立保险机构而实现低成本互助保险的目标。这就是他提出的抗癌公社。(抗癌公社的详细介绍见www.baoyouwo.com,其中baoyouwo是“保佑我”的拼音写法。)

人是否患癌有可控制因素,例如不吸烟少饮酒,但更有不可控因素如遗传和不可知因素。一个人即使按照现在或未来人类了解的最健康的方式生活,也无法避免生病甚至患癌。癌症是大病,需要高额治疗费用。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和新治疗技术的发明,治癌费用的上涨速度将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速度。事实上,世界上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医疗费用占GDP比重也越大。因此,对未来可能患癌所需要治疗费用的未雨绸缪,是每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在强制性和商业性的医疗保险之外,在个人通过各种储蓄方式为未来医疗费预作准备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一些方式。张马丁创议的抗癌公社就是其中一种。

抗癌公社的运作方式是参加的每一个社员向社员中患癌者提供不超过10元钱的捐赠(目前每次每人捐赠金额规定为30万除以社区人数但不超过10元)、为每个患者提供30万元的救助金。如果公社有10万成员,按照较高的10万中有200人患癌概率(中国的概率是10万人中约有135人患癌),一位有幸与癌症无缘的社员如果每次捐赠为3元,则在其成为社员的全部时间里所捐赠的总金额不超过600元。如果他作为社员的全部时间是50年(从例如35岁到85岁),则他每年所捐赠的金额仅在12元左右。这是几乎所有人都能承担的捐赠额。同时,每位不幸的癌症患者社员能够获得三十万元的捐赠用于治疗,对患者社员将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和帮助。不过,张马丁最有创意的想法不在这里,而在于捐赠金钱的流动途径:它完全不经过抗癌公社的发起人和管理者;捐赠社员将金钱从自己的支付宝账户直接转到受赠社员的支付宝账户(即互联网上的P2P概念)。这里不存在抗癌公社的集资问题和行政管理费用问题,甚至不存在一个有形的“保险机构”:抗癌公社只是确证某社员患癌后通知所有社员捐赠并核实之。保险公司和红十字会都先把保费或捐赠收到自己机构名下再决定如何为患者报销医疗费或向患者发放捐赠。因此,从投保者或捐赠者付费到投保者或受益人得益之间存在一个“黑箱”。无论监管好坏或强弱,这样的黑箱总是不可避免的。张马丁创意的不同寻常之处便是取消这个黑箱。抗癌公社本身只起着某种联络自愿者的作用,它既不依附于政府,也不经商不盈利,它甚至连非盈利组织都算不上:它好像就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让大家交流疾病和捐赠信息的网络平台,就像城镇中让人们可以相会的广场。

当然,广场需要管理,需要清洁;抗癌公社也需要管理,需要传输和认证信息。抗癌公社是自愿者团体。到目前为止它几乎全部依靠张马丁的个人热情和投入,今后它依然将依靠自愿者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国际上对组织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都证明,任何一个健全组织或社会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些自愿付出而不计报酬的“好人”。抗癌公社就其自愿、互助和非机构的性质也是以一些自愿付出而不计报酬的好社员参与公社的事务工作为前提的。中国其实从不缺乏这样的好人。中国常常缺乏的只是让好人发挥自己的机会和让好人不受骗的机制。抗癌公社用取消保险与捐赠间“黑箱”的方式为好人创造了做好事、不受骗的机会和机制。我愿意做一个好人帮助它,我相信中国和抗癌公社有类似张马丁一样的好人会让抗癌公社能够长期发挥互助抗癌的作用,帮助张马丁与其他志愿者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实现患癌有钱治的中国梦。

“夜话”2012年第10期,201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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