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世界上有几个职业，
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去做的。
医生、老师、消防员。
在这群人中，很大一部分人在岗位上付出了自己的大半辈子，
不仅没有得到褒奖，反而受到质疑，责怪，甚至是失去生命。
如果你是他们，你心里会是一个什么滋味？
当我们把命交给医生的时候，不光是信任，还应该有感恩。
哪怕是一句，“谢谢你，医生”！
也是这个社会最温暖最真挚的感谢。
前段时间，山东主任医师开假药事件，再次将医患关系推到了风口浪尖。
2月25日，山东卫视播出的山东新闻联播“今日聚焦”节目，把聊城市肿瘤医院陈宗祥主任推到了风口浪尖。
主任医师给患肺癌和膀胱癌的患者推荐“卡博替尼”，可是却被按照提供“假药”被停职。
从科学的角度，卡博替尼不仅不是假药，而且是治病救人的良药。
卡博替尼是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药，可抑制多种肿瘤相关的激酶受体，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和肿瘤血管新生。其对多种癌症广泛有效，具有广谱抗癌能力。
因其具有“广谱”抗癌能力，卡博替尼被称为靶向药中的“万金油”，也被戏称为“混世魔王”。在甲状腺髓样癌、肾癌、非小细胞肺癌、肝癌、软组织肉瘤、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肠癌等多种实体瘤中，证实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事实上，卡博替尼早在临床实验阶段，就已经因其出色的抗癌效果引起了国内医生和癌症患者的注意。成为很多晚期癌症患者最后的希望。
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药在中国至今没有上市。
按照规定，没有在中国上市销售的药物，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所以，这起“假药案”中的卡博替尼，被认定为假药的唯一原因，就是尚未在中国上市，“等同于假药”。
但从医疗角度，卡博替尼不仅不是假药，还是很多晚期肿瘤患者最后的控制疾病延长生命的希望所在。
陈主任向患者家属王玉青建议使用卡博替尼后，王玉青要求陈主任帮助购买，陈主任表示该药在国内并未上市，自己也没有购买渠道，让王玉青自己想办法。
大约一周后，王玉青再次找到陈主任，表示自己实在买不到，苦苦哀求陈主任帮忙想办法。陈主任想起一个患者曾购买过该药，就把该患者家属联系方式给了王玉青，让王自己联系。
恰好，该患者病情当时比较稳定暂时不需用药，患者家属就将手头暂时不用的一瓶药物以原价（一万三千元）转让给了王玉青。后王玉青觉得药物有效，就又找到该患者家属，在其帮助下又买了一瓶。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陈宗祥主任和转让药物的患者家属利用该药获取任何经济利益。
因此，所谓的“主任医师开假药”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有一段令在场观众全部潸然泪下的段落，是警察查收“假药”的时候，一个老太太哭着求警察不要再查下去了。
这里，有一句直击人心令人心如刀绞的话：谁家还没有个病人，你就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
悲哀的是，救命的医生，往往自己也没有保障！很多人说：我都不敢让孩子当医生了……
我们科室建立到现在为止是4年，4年辞职4个医生。
想要招一些年轻的大夫、年轻的医生，真的好难。
他们科室只有两个名额，有6个人来报名；我的这个科室有8个名额，只有1个人来报名。
在《人间世》第8集里，ICU儿科主任朱晓东用寥寥数语，告诉我们一个骇人的真相：比孩子看病难更可怕的是，儿科医生正在消失……
就在他说话间，已经又走了一名医生。
离开的这位医生，能力出众，在医生和患者中皆有口碑。
可惜，没有博士学位，又没有时间准备论文，他的职业生涯一眼看得到头，最后选择辞职。
与其说是选择离开，不如说是被迫离开。
一个人是一群人的缩影。
张医生的离开，不是儿科个例，而是ICU儿科甚至全国医院儿科的普遍现象。
正在消失的10万儿科医生
2017年，我国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医生总数仅有10万人，但我国0-14岁的儿童约有2.6亿。
10万儿科医生要服务2.6亿儿童，一个医生要服务2600名。
平均每8小时，一个医生要接诊60至80位患儿，甚至更多。
所以深夜里的儿科，人比春运火车站还多。
有人埋怨，医生只用3、5分钟就接诊一个患儿。但这样的速度，还有大批患儿光排队就要等上4小时。
在医院里排队的人
直到现在，儿科医生缺口不但没填补上，反而在不断扩大。
2014年到2016年，3年时间，儿科医生流失14310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医学生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小儿科”。
年轻的医学生，宁愿去内科、妇科，也不想来儿科。
后果是，15年里，我国的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人。
每年有80万医科生毕业，成为医生的只有2.2万人，而成为儿科医生的仅300多人。
一边是新增医生人数锐减，科室连人都招不满；一边则是儿科医生逐渐离开这个行业。
儿科医生消失之谜，
你需要知道这3个真相
真相一：治病救人的医生，随时都会丧命。
2016年，山东莱钢医院。
儿科医生李宝华被患儿家属砍成重伤后，
不治身亡，
身中27刀，头部多达12刀。
▼
最让人不能释怀的是，
被砍前，他刚刚结束了16个小时的夜班，
忙的一夜没有睡觉。
湖南邵东的王俊医生，
只因没有停下手术为新到的患儿清创，
就被家属围殴致死。
▼
不光自己的安全，有时连他们自己的至亲骨肉都难以保全。
在湖南益阳，一位医护人员年仅10岁的孩子，在上学途中被患者家属尾随，捅了13刀。
这一切，就因为他们是医生，就因为他们从事了这一行，挨打挨骂成为了常态。
孩子喊声疼，父母就对医生拳脚相加；一针不见血，耳光就甩在了护士脸上……
除去暴力伤医，猝死、抑郁症也正在围攻他们。
43岁的郭庆源，
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外科医生，
但他的生命，
却永远停在了2018年1月23日那天。
事发当晚，
他一共接诊了40个病人。
▼
43岁的赵变香医生，
倒下的地方是505病房。
倒下的前一秒，
她还在微笑着问询病人女儿，
“你妈妈感觉怎么样？”
▼
因为人手不足，如果不加班加点，他们根本撑不起庞大的治疗量，他们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健康，换取患者的健康。
真相二：与儿科医生的付出成反比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
据调查，有76%的儿科医生，工资在5000元以下，其中有一半人，工资不足3000元。
纪录片《生门》主治医生的工资条
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每天都是超负荷运转，到手的工资却连自己都养不活。
40岁的朱月钮医生，2005年就已读完博士，2018年12月底才晋升副主任医生。
这时候，很多和她同年龄的同行同事，早已是主任医师甚至已经是研究生导师了。
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忙着诊治，天天待在病房，没有时间做科研写论文，评不上职称。
评不上职称，待遇就涨不上去。
真相三：大部分的儿科医生，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作为唯一一个有能力管着ICU的医生，朱月钮每天需要照顾十几床病人，这些病人，都还是孩子，却都是重症。肚子里长肿瘤、骨髓里长肿瘤、脑子里长肿瘤……朝不保夕。
为了这些孩子，她忙到没时间喝水、吃饭、上厕所，甚至无暇顾及自己的女儿。
女儿腿受伤，不能上学，她能做的也只是把孩子安顿在值班室。
女儿期末考试期间，她遇上一个年仅10岁的突发心肌炎患者，不得不在医院坚守了116个小时、整整四天半。
想到家里无人关心的女儿，一贯强势的她也不禁崩溃痛哭。
一头是病房里翻江倒海般的生死，一头是女儿一去不复返的童年，选哪个，怎么选？
她没有选择的机会，因为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她能做的，就是给家里的阿姨打个电话，嘱托她给女儿多做点好吃的。她能为女儿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这不是朱医生的常态，而是所有儿科医生的常态。
谈到女儿，马健医生忍不住落泪
每天都是16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他们牺牲了健康、牺牲了休息时间，以至于连自己的孩子的成长都不能参与。
付出这样大代价后获得的回报就是，少的可怜的工资、家人的不理解，患者的纠缠打骂甚至砍杀，连孩子都不放过。
真实镜头下的儿科医生，熟悉又陌生。
外界看来，它高薪、稳定、社会地位高，但几乎没人去深入调查过他们真实的生存现状。
刨除工资低、工作压力大、晋升难、猝死、医闹、暴力伤医……他们也在承受着许多来自生活的压力，白大褂下的他们，也是有家庭的普通人。
一边忙着救人，一边想方设法保命，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世界。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有34%的儿科医生在两年内有辞职计划，在基层医院，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41%。
当这批医生也离开后，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
儿科医生大逃亡的背后，
上千万家庭退无可退
早在2016年的时候，就频频曝出，由于儿科医生紧缺，医院被迫取消儿科急诊夜诊。
去年1月份，一场全球肆虐的流感，让中国的各个医院里挤满了病患。然而，医生们纷纷累到病倒。
上海各个医院的儿科，平均排队4小时；
深圳某医院里，儿科医生一天接诊300个患儿，是普通门诊工作量的三倍，不少医生带病坚持；
天津某三甲医院因为儿科医生全部病倒而导致儿科停诊……
也是这时候，部分人才惊觉自己的孩子早已身处危险之中。
石田衣良在《反自杀俱乐部》里说，人们往往会对别人的危险处境毫无察觉，只因为自己没有置身其中，所以感觉变得愚钝。
这是人类的通病。
在我写这篇文章、查询儿科医生资料的时候，依然时不时就能看到这样愚蠢的言论：
“我是一时情急就打了她（医生）一巴掌，但她收入那么高，也不至于就不干医生这一行了吧。”
“就是说啊，医者仁心，他们不会辞职不干的。”
“你没吃饭，关我屁事。”
我不知道如何评说这一类人，他们最常用的伎俩就是，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道德。
他们的言语，声声嘲讽，句句诛心，成了压垮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儿科医生大逃离的背后，将是9000万家庭退无可退。
早前就有广州日报发布消息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21名儿科医生中，有4名被民营医院高薪挖走，月薪三万，还不用上夜班。
一边是高薪、时间自由、受人尊重，一边是收入不高、加班严重、动辄被打被骂。不难想象，不久的将来，儿科医生从公立医院流向民营医院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到那时，只会出现一种情况：愿意且能支付更多钱的家长，孩子将会在民营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而剩下的人，则只能在下半夜孩子生病的时候，守在急诊门口，掰着指头算还有多久医生才上班，医院才开门。
暴力伤医—医生流失—医患关系加剧，这个恶性循环的闭环已经形成，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
可以预见，儿童医疗已经到了寒冬，在寒冬里，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其实在医院中，不光医生，护士也不好过。
很多医护专业学生从学校毕业出来后开始做实习医生/护士，连最基本的实习工资都没有的。
实习没工资，是延续二十年前的思路
以医院有经验的「老医生」的角度，一般会这样陈述：
实习生还是在校学生身份，不仅没有收入反而要自掏学费是理所应当；
医院给予医学生学习机会的同时也承担了设施投入、责任和风险；
学到的知识是最大的报酬，知识是金钱换不来的；
学医不能只看钱；
这套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忽视了时代的发展。
如果在二十年前，这套说辞确实是说得通的。
在当年，各行各业实习都是如此（无偿实习），且认真踏实的实习确实能保证留在附属医院工作，而扎实的临床水平，进而可以转化成长远的专业 / 声誉收入。
但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一个大四 / 五临床医学生能否毕业，和是否认真实习关系不大，只要不严重违反纪律，都会顺利完成实习阶段进而毕业。
看着其他行业拿着不菲实习工资，自己科室干了一天活儿之后连饭都不管，难免会有巨大的落差。而且再认真踏实的实习，也不能转化为自己以后就业的保证（三甲附属一般要求博士），那于公于私，认真实习的意义何在？
诚然，医院和科室为实习提供了学习机会，但实习医生为医院的诊疗过程付出了劳动、承担了风险和可能的损害（误伤、职业暴露、以及其他不可描述伤害）。
如果是认真实习，按要求需要每天承担各种繁杂的工作（包括不限于写病例、换药、抽血），甚至科室、带教老师个人的杂务、搬东西、跑腿等也会落到他们身上。既然付出劳动，那么实习医生，也理应获得自己的劳动所得。多少不论，但至少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有所体现。
时代不同了，就不能强迫现在的实习医生走当年自己走的老路。
既然付出劳动，那么实习医生，也理应获得自己的劳动所得。这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对实习医生劳动的尊重。
记得2014年南京护士被打事件，当天晚上，医院告知董芳泽（患者，女，24岁）有重症抢救病人需要住进其病房，在该病人住进后，董芳泽觉得病人及照料者皆为男性，不方便，于是联系父母。其父母董安庆（原江苏宣传处处长）、袁亚平在电话联系院方要求将后入院患者调离女儿病房，未果，后来到医院。
25日凌晨，在病区护士站与当班护士协商无果情况下，袁亚平隔着护士工作台使用折叠伞打了护士肩部和腰背部各一下，并走进护士站抓住陈星羽衣领，将其拉出护士站。董某稍后赶到，与前来制止的医护人员发生推搡，后被人劝开。
后来经检查，护士陈星羽瘫痪。
护士只是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就被人打瘫痪。
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杀医事件不断增加的今日，医生和护士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与关怀。
在《人间世》里，有这么一个片段，抢救一个病危儿童、连一顿饭都没顾得上吃的朱月钮医生，因为对另一个患儿家属说话没有耐心，被投诉到医院医务处和市民热线。
花了大半天时间解释、写保证书、座谈后，家属同意和解，同时也提了一个疑问：“是什么让你继续坚持在这里的？”
朱医生的一段话，或许就是答案。她说：
“人的一生，绝不只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在隐藏着忧伤、尴尬、伤痛、苟且，但我相信，医生这个职业，会比别的更容易找到人生存在感。”
康爱公社致力于帮助上亿国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医生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看病时如果遇到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可以少些痛楚。
医生经常面对他人的生与死，见过很多因没钱而放弃治疗的病人，他们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患者，但是没办法给予患者经济上的帮助，如果医生能够将康爱公社普及给更多患者，让他们为家人加入康爱公社，这样在将来面对大病时就不会再束手无策了。
医生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关怀的职业，小康康建议大家在看病时，对医生多点理解，你可能是今天他看的第两百多位病人了。
医者仁心，
以高尚情操,行仁爱之术,
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内心。
为什么医生成为这个时代最悲壮的职业？
为什么这份名单会越来越长？
暴力伤医，零容忍！
不要让医生成为这个时代最悲壮的职业！
